近期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了。根据发布的普查数据显示，当下我国总人口数为1443497378人，相比2010年时增加了7206万人左右，同比增长超5%。

许多人都将这类低生育率归结为房间太高，却忽视了阻断年轻人生育的根本原因包括许多。事实上，所谓的高房价与不愿生孩子难题，从本质上看就是同个进程的不同表现。只不过前者的发挥影响周期更短，容易为大众所热切关注。后者则非常依赖定期普查数据，也就不会经常引人注意。

低生育率问题

2021年5月11日，期待已久的“七普”主要数据公之于众。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数据显示，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。这一数字比2019年下降了18%，比放开二胎的初年2016年下降了33%，成为建国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。

据此推算的总和生育率（一个国家或地区15-49岁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）是1.3（这一数字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，或可讨论），虽然高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（“五普”）的1.22，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（“六普”）的1.18，但毫无例外都低于1.5，都属于极低的生育率。

这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：进入21世纪，我国已出现“超低生育”现象。2020年12月17日，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《光明日报》撰文指出：“目前，受多方影响，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，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（即低于1.5——作者按），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。”这篇文章引发广泛关注。再看北上广这些大城市，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，比全国平均的更低，已经属于极端低生育现象了。

人口学认为，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，保持人口简单再生产即上下两代人口的基本平稳，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.1。但从1990年代初起，我国就已进入低于这一更替水平的低生育时代，持续低生育成为人口常态。其时，由全国上百个生育意愿调查可知，我国人口的意愿性低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1.6-1.8左右，国家对外宣布的总和生育率也是1.8左右，且当作“常数”对待。与此同时，我国人口的内在自然增长率长期为负数，表明人口再生产萎缩的态势已有近三十年，看不见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有巨大积累。未来人口生育趋势会顺着低生育文化的惯性而继续处在低迷状态。

此外，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，就会陆续产生人口萎缩的源头效应、人口亏损的队列效应、人口失衡的结构效应、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际效应、低生育将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内卷效应。生育的源头效应类似于上游效应和水龙头效应，因为生育从根本上决定人口的未来。无疑，超低生育率从源头上威胁着人口发展的持续性和均衡性。

房价没法背锅

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在彻底放开二胎政策后，并没有迎来大的上涨，反而使逐年下降。2016年新生人口是1786万，2017年减少63万，全年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。到了2018年这个数据变成1523万人，比上一年又减少了200万人。而去年继续减少是1470万新生人口的减少，从长远来看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，不仅是养老后继无人，更是生产力不足的严峻社会问题。

于是，催婚不仅仅是父母的事情，现在到了国家催婚的时候了。不利生育二胎的同时，6月3号河南正式修改计生条例，将再婚夫妻也纳入提倡生育两个子女的范围，这意味着在河南不仅新婚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，再婚夫妻无论生没生娃都可以再生两个甚至三个，但很多人认为现在人不愿意生孩子，房价高是主要的原因，房价不解决在鼓励生育也没有什么用，当然房价高导致生活压力大，没房不能结婚，不结婚生孩子就提不上议程，这是存在的件事。

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，房价高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，生出来养不起以及年轻人的观点的改变也是重要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房子对于很大一部分家庭来说并不是影响生育的问题。但这些人同样不愿意养育小孩，那就是教育的投入是个无底洞。如果说房子只是金钱上的投入，教育就是情感责任经历金钱的投入，只比买房多，不比买房少。哪怕是生活在二线城市，幼儿园一年的学费都要2万起，小学私立学校3万起。这还不包括孩子的吃喝拉撒，各种培训补课班，很多时候还需要家里贴上一个犬只的大人来照顾孩子，如果再算上大学以及出国留学，一个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资绝对超过一套房子。

另外现在的年轻人除了高房价影响，他们对养与下一代的积极性、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教育下一代的观点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简单点说，以前大家认为不养育子女是对社会不负责任，而现在的年轻人认为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，才是对社会以及孩子的不负责任。

国外也有类似现象

不过，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并不是只有我国受到困扰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以及诸多国家人口问题更为严重，就好比美国2020年新生儿数量为41年来最少。

根据美国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：2020年全美有360万人出生。这个数字低于2019年的374万人，同比下降了4%。资料显示，这已经是美国出生人数连续第6年下降了，也是自1979年以来新生儿数量最少的一年。但考虑到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能吸纳大量移民的地方，低生育率问题对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必然十分有限。这也是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因素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国内的数据也显示：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数量仅为87万左右，继续处于减少的状态，也创下了历史新低的记录。近期日本方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当下日本14岁以下儿童人口为1493万，创下了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记录，并实现了连续40年减少的情况。

相比之下，附近的韩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们已经在2020年也正式进入到了人口负增长时代。整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仅为27.24万人，又一个创下历史最低记录。并且在2020年中韩国死亡人口达到了30.51万人，超过了新生儿数量，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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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低生育时代，我国需要新的生育理论和政策来回应包括：优化生育环境，确立适度生育的文化、鼓励生育的政策，适应低生育社会。这一新生育理论的主要思路是：

鉴于生育本质上既是一种经济理性，也是一种文化责任。所以，一方面，要强力降低“三育”的家庭成本，有效提高孩子的家庭效用。这自然要包括：天伦之乐效用，即血浓于水、亲权保障；家族发展效用，即传宗接代、无后为大；养老送终效用，即养儿防老、老有所依。另一方面，则要增强家庭1-2孩生育的信心、责任心和热情，让国人想生育，养得起孩子而且养得好。

鉴于生育具有二重属性，既有内部性即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，也有外部性即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。生育背后有个人、夫妇、家庭、国家和社会等多重责任主体。